我们学校所在的这个街区，还有37个人投给了特朗普 | 短故事
文章 | Ivy
编辑 | 胖粒
该文为短故事学院学员作品
头条发表课程学费全部返还
刚来美国的第一个月，家里马桶坏了。我翻出物业电话，打过去报修。
接线的是名中年女性，有着典型的黑人口音，她听到我要报修后问懒懒地说了一句，“说下你的电话”。
一个声音在脑海中响起，用流利的中文念着，“551-229-3030”。我想把这段数字翻译成英文，但一张口说出Five，马上就忘记了下一位。没法一边记住数字，一边翻译数字。
我拼命地在脑海中想象着这几个数字的样子，但只要我想到数字，先蹦出来的肯定是中文声音，念着“551-229-3030”。这个中文声音无比清晰，我念到一半的Five Five One，又忘了下面的数字……
“你好，请问你在听吗？”电话那头的黑人女性略显不耐烦地问到。
“对不起，我在听。我只是记不住我的电话了。你让我查一下。”我慌乱地说。
“啊？你记不住电话了？”她有点惊讶地重复了一句，然后轻笑了一声。
我感到一股气从心里呼地一下升起。一半是羞愧，一半是愤怒。我从耳边拿下电话，在拨号屏上打着551-229-3030这几个数字，然后开启免提，对着屏幕念到，“您好，我查到了，是551-229-3030”。
她又一声轻笑，说会在物业系统里搜索我的信息，然后挂了电话。
我握着听筒发呆了很久。四周是图书馆金碧辉煌的壁画，不远处是打开的一本，我读到一半的阅读材料《美国与帝国主义》。
学校的图书馆
课堂中的“隐形人”
来美国之前，我在国内一所985大学的英语专业学了四年。斩获了英语演讲和辩论赛的冠军，意气风发地来到美国。但现实就像一个高高弹起的皮球，啪地一下砸在了我高高扬起的脸蛋上。
第一次买早餐，看不懂展示柜里形容面包的各式词汇，“蜂蜜苹果肉桂卷”，“法式迷你乳蛋饼”，“罂粟籽贝果”，琳琅满目。我和收银员说，“要圆的那个”，结果因为到底哪个是圆的那个，僵持了3分钟。后面排队的人，走了好几个。
第一次给物业打电话，说卧室的门锁坏了。物业问起是哪个卧室，但我除了bedroom这个词，并不知道其他词汇。只得说了一通，进门后右拐，直走，门口挂了一个牌子的大卧室。电话那头楞了一下，无奈地说了一句，“我教你。那叫主卧室（master bedroom）”。
但偏偏，在美国，张口说话是必不可少的，沟通能力是美国社会最看重的能力。租房子要面谈，来回来去写邮件可说不清；叫外卖要打电话，美国没有美团；吃个墨西哥菜Chipotle要说的可多了，要米饭还是要卷饼，夹西红柿还是夹生菜，光是各式沙拉酱调料，都能看得你头大。
在美国读书更是如此。上课是无穷无尽的presentation，课堂发言表现有时占据分数的50%还多；若是想深造读博更免不了沟通能力，学术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小组讨论，一来一去地质询你，场面不亚于议会辩论。
关于社会运动讲座的报告
已经博士毕业，正在美国学术市场上挣扎的学长说，在试讲前，院系的各位教授会约你喝一天咖啡，陪着你吃午饭和晚餐，就是为了检验应聘者的交流能力和应对能力。
美国学生在这方面也确实出类拔萃。多数能言善辩，想说就说。在我的必修课，国际关系理论课上，就因为国籍，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鄙视链”。
最上端的肯定是美国同学。他们高中就在各式演讲和辩论队中历练，再加上美国的鼓励教育，发言可谓“见缝插针”。他们会在教授讲理论时，举手提供案例；在教授分析案例时，给出反面案例反驳；再时不时扔出3-5个讨论问题，一堂课的走向就由他们定调了。
我国际史上的一位非裔美国同学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坐在教室中央，因为几乎永不放下的左手而被全班同学熟知。一次上课前，他偷偷和大家说，这周太忙结果没看阅读材料。
但刚一上课，他的手又再次笔直地举起来，“我不太喜欢这周的阅读材料，因为作者的写作风格艰深晦涩，用词过于刁钻……”
跨过欧洲学生、印度学生，中东学生及东南亚学生，这个“鄙视链”的底层，不幸的是被中国及日本同学占据。两国的基础英语教育都不注重口语，民族特性又是内敛而不愿出头。在课堂上，大批的中国同学和日本同学，成了“隐形人口”。
我在入学第一天，就下定决心要脱离“隐形人口”，努力张口说话。借着以前英语辩论的底子，我终于也实现了一节课至少说3次话这一基础目标。
第二个学期时，为了申请博士做准备，我“斗胆”去选了一门美国史的博士生课程。在每周一本书、300页阅读材料的压迫下，在图书馆整日打起了“地铺”。
可第一节课就被教授点名了。在剩下3位美国同学说完读后感后，教授看了眼花名册，用美式发音念了我的中文名字。他发不出J这个音，我的名字从Jing变成了厚重感极强的Zhing，“Zhing，你说说你看完这本书什么感受”。
为了读完这本书，我连续过了一周每日早7：30到图书馆，晚上11：30离开的日子。但因为书里有大量我不懂的政治术语，时间都花费在查阅这个主义，那个理论上了。
我能说什么呢？说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重商主义”？
教授坐在我的斜前方。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上扬的眉毛，有点期待的表情。我俩是第一次见面，他上课前还表示，以前没听过学校有国际关系专业，第一次看到来自外专业的学生选修历史系博士生课程。
我没有说话。教授的眉毛仍然在挑着，旁边的美国白人小哥也饶有兴趣地望着我。对面的金头发女生还在低头翻书。
在我思绪的海洋中，突然不知从何方飘来一个念头。我像是被人附身一样，一字一顿地说了一个点。话未落，我恍然意识到，这个点，在10分钟前，刚被旁边的白人小哥提到。
我瞥了眼白人小哥，他五官紧皱，偏过身子回来看自己的书。教授的眉毛也皱在了一起，指着白人小哥，直视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这个点他刚才说了”。
看我不做声，他将目光调回书本，一边翻书一边说，“那我们下面开始详细分析这本书”。
我捏着书角，想着在图书馆一层书柜后冰凉的地板上窝着的60个小时，想着整整10页的读书笔记，吃了一周的5美元鸡肉米饭，越想越委屈。
关于社会运动讲座的报告
现实中的“边缘人”
在学校，不张口说话，最多是课堂表现被扣分。在校外，不说话，牵扯的利益可就多了。
美国人极爱闲聊，和陌生人聊天，是一件再常见不过的事。在星巴克买咖啡，店员问你名字，就可以引出长达5分钟的聊天。诶，我朋友也叫你这名字。你是哪里人啊？我们原来是一个地方的人啊。那你怎么来了纽约呢……聊开了，店员给你在星冰乐上，多加了一大勺奶油，撒了一大把可可碎片。
但放到我身上，这个模板并不成立。你叫什么？什么，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你叫Gin？是Ginger里面的那个Gin吗？你能大点声吗？亲爱的，你说话真得大点声。
好多次，我哭笑不得地看着重复了不下5遍后写下的名字，Gin，还有那一勺飘在咖啡上面的，不到巴掌1/3大的奶油。
美国是个极其重视权利的社会。但这不意味着权利会从天而降。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必须要说话，才能触发保护机制。
刚来美国时，为了置办过冬的装束，我跑到全民最爱的H&M店采购了一番。美国H&M以价廉而闻名，店里充斥了各种5美元，10美元就能买的短袖上衣，一个菜篮子般大小的购物框，再加上人挤人的店面，买衣服如买菜。
果不其然，收银台排起了几米长的队伍。队伍按蛇形排列，缠饶了至少5-6圈，黑压压地挤成了一团。
还有两位就轮到我时，一位拉丁裔年轻女孩突然出现在我的斜前方。她抱了至少5件衣服，用精心做了指甲的手拿起收银台附近货架的指甲油来看，似是在挑选颜色，拿了一瓶红色，又捡了一瓶黑的，比对起来。
“下一位”，收银小姐说了一句。我往前挪了一步。
那位拉丁裔年轻女孩突然放下手中的指甲油，噌地一下从我的斜前方大步跨到了我的正前方，将一大把衣服一股脑地堆在了收银台，开始翻腾钱包。
同是拉丁裔的收银台小姐偏头看了我一眼，又偏头回去，拿起衣服开始扫价钱。我愣在排队队伍和收银台中间的位置，往前也不是，后退也不得。
“哟，你插队了。她排在前面。”队伍挺后面的一个个高的非裔小伙子说到。他指着我，又指向那位插队的拉丁裔女孩。
那女孩没动，转头瞥了他一眼，把信用卡递给收银小姐，继续结账。
“你不制止她吗？她插队了。”小伙子这次把话锋转向我。
我看了看被拉丁裔女孩挡了半边身子，忙着扫价签的收银小姐一直在动的手肘。她扫完了价签，开始拿出纸袋准备套袋，我默默地动了动嘴唇，说了声，“算了，没事”。
“听见没有？她说没事。”拉丁裔姑娘听见我的话，转头朝小伙子说了一句，然后和我说了一声，“不好意思呀，我赶时间。”
她拿起一包衣服，在我面前走了。我往前挪了两步，看到了收银小姐的脸，她和拉丁裔姑娘有着一样的脸庞。
几天后，我在图书馆旁的杂货店，又撞到了类似的情形。一位60多岁的韩国店员大叔，因为回答不了顾客的要求，被轮番“数落”。
这位大叔英语不好，以前结账时我就发现，他一般只说，“下一位”，“谢谢”，和简单的数字，如果你问他问题，他会以继续低头结账做回应，但是手上的动作会慌乱起来。
偏偏，那位顾客不买账，非要缠着大叔问商品保质期。不会回答的大叔继续结账，而顾客则因为迟迟得不到回应而震怒。
“不会讲英语，做什么收银员，”那位顾客对着大叔嚷到，“到美国，说英语！”
看着韩国大叔涨得通红的脸庞，我在心里默默地长叹一口气。
我到美国读书那年，正值美国历史上最“荒诞”的大选开始。那一年，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调动起了白人的热情，高呼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非裔还没有走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余温，声讨种族歧视的热情仍然高涨；而亚裔因为纽约市华裔警员梁彼得误杀嫌犯被控罪而罕见地走上街头，成就了美国华人近几十年最大规模游行。
那阵子，我的微信群里，到处都是声援梁彼得的声音。“类似案件多不胜数，为何单起诉一个梁彼得？”他们愤怒地质问。他们写到，是长久以来华人的噤声才造成了今日的人见人欺，“模范少数族裔”反被围攻的结果。
我想起了H&M店里，插队的拉丁裔姑娘和手肘一直动的拉丁裔收银员，点击了微信群里提供的白宫情愿网站链接，签下了名字。
为“边缘者”发声的美国人
但在美国的政治文化里，为弱者发声，几乎是他们的本性。
学校图书馆门口，常年有游行示威的人群。反对美国与以色列走近的，高喊美国贫富差距过大的，抗议美国男女性同工不同酬的。他们口号喊得震天响，隔着厚厚的一层砖墙，图书馆里都能听到。
学校门口总是在示威的人，上面写着：你去谷歌 中国都说了 犹太人占领了美国
多数时候，我会见怪不怪地从他们身旁走过。美国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会因为你在我校门口的示威而破裂吗？我心想。嫌美国贫富差距过大，你去找华尔街游说集团啊。男女同工不同酬，不好意思，这个问题都困扰人类几个世纪了。
我像看戏一样地看着他们。我总是想着，我一个外国人，何必掺和美国国内事务。
直到，我看到了我的同窗。
美国史那门课上，斜着头，不幸被我“抄袭”了答案的白人小哥，是名社会运动者。他经常给我们带来最新的社会运动消息。民主党人桑德斯要来学校演讲了，纽约电信工人要罢工了，女性大游行要在多个城市展开了。有时，他会把示威的牌子或者装束带到学校来，印有工人头像的白T恤，印有桑德斯名字的徽章……
一次课程结束后，他突然转向我们，“我们研究生工会正在与校方就研究生助教的待遇谈判，如果谈不拢，下周二将进行罢工。希望大家到时候去现场支持我们”。
我从来没听过研究生助教待遇堪忧的问题。一问才知道，原来我校是全美唯一一个认可研究生工会的私立学校，但尽管如此，在理工科院系，助教的每小时工资是10美元，仅比纽约最低工资高出1.25美元。此外，学校还不给研究生助教提供医保。
研究生工会已经开始与校方谈判，并表示若一周后谈判仍无进展，下周二，1000名研究生助教将举行大罢工。
当日下午，我就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工会成员为与校长谈判所做的准备。
图书馆有8部电梯，最右手边的一间直达12层校长办公室。这是图书馆唯一一个抵达校长办公室的通道，往往在其他电梯人满为患时，这里都冷冷清清。只是今日，一向冷清的最右侧电梯成了最为拥挤的一台。
电梯没有运作，门一直敞开着。10平米左右的电梯里，横竖或躺或卧坐了得有10号人。坐在最外侧的是一位卷头发的姑娘，盘坐在电梯地上，用马克笔在一摞垫的厚厚的白纸上写字，样子像是在写，“公正的合同”。
半靠着在她身上的另一位姑娘，在剪彩色卡纸。两人都被彩色卡纸、A4白纸和各色彩笔包围着。电梯后部，扔着她们的衣服，她们的书包，还有一双脱下来的皮靴。一看，原来是卷头发姑娘的。她膝上一摞白纸的底下，露出一双灰颜色的袜子。
她们在“占领”校长电梯，以争取谈判机会。当日大厅里还突然多了一名保安，专门守在校长电梯的右侧，搬了把椅子坐着。
她们也不吵也不闹，就是在电梯里写着标语，一块又一块。来图书馆上自习的同学们在等电梯时，偶尔会过去看一眼。电梯里的姑娘们就默默地递上一张宣传单。
当晚11点，我离开图书馆时，卷头发的姑娘还在。她此时已经从盘腿坐换为了仰面躺，拿着书包当枕头，似是已经睡着。电梯里只剩下3个人。电梯外，放了数十个便当餐盒，看起来也没有动过。整齐地排成了3条竖线。
第二天一早，当我再来到图书馆时，又看到了卷头发姑娘。只是这一次她裹着厚厚的围巾，戴着手套，拿着昨天我看到她写的“公正的合同”的牌子，在图书馆正门口举着。“一个公正的合同 学校承担得起”，牌子上写到。
她身边有10来个左右的学生，都举着类似的口号，“工作情况也是学习情况”，“理工科助教：高科技 低收入”……纽约的冬天非常寒冷，她们喊话的时候，吐出了一团团哈气。
“你好，请了解一下我们研究生工会与校方的劳工权益纠纷”。卷发姑娘看到了我，塞给我一个白色信封。我打开一看，是她们的宣传手册。
不知谁喊了一声，“让我们喊个话吧”。他们随即用快要穿破我耳膜的声音喊道，“一、我们是一个工会；二、我们需要一个合同；三、声音再大一点”。我一路走入图书馆，她们的口号声也一遍遍地继续，混合着路人的欢呼声。
在下一周的历史课上，我从白人小哥处得到消息，校方在罢工前一日与研究生工会达成和解，理工科助教工资从每小时10美元涨到15美元，5年内涨到20美元。学校同意为研究生助教支付90%的保险费用，并将牙科保险纳入研究生助教的保险覆盖范畴。
竟然成功了，我在心里惊叹。我一向不看好“以卵击石”，但眼前的这个例子，突破了我的想象。
“底层大众的胜利”？
与白人小哥的熟识，为我开启了美国社会运动的一扇窗。他是坚定的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支持者。常为我们普及桑德斯的政治理念和党内选情。桑德斯来学校广场演讲的那天，他拖着我，从4点等到了8点，在震天动地的喇叭声和铺满了整个天空的舞台灯光之中，他们高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平等。我们什么时候要？我们现在就要”。
对于他们对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的追求，我很是钦佩。但另一方面，我也心怀质疑，我见到的社会运动者，多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就读于美国名校，或专业从事社会运动研究。他们是否真的懂得边缘人，底层民众的感受？
在我聆听的一次关于美国社会运动的研讨会上，一名演讲嘉宾就指出，当日的讨论嘉宾由两位大学教授、两位美国顶级媒体的主编，及一位希拉里竞选团队的顾问构成，“我们在让一帮从来没有进行过基层运动的人，探讨美国社会运动的未来”。
时代广场
2016年11月8日，美国大选“终战夜”。 傍晚7点，纽约下城百老汇大街罕见地人烟稀少。大街旁的酒吧，却挤满了观看大选投票结果的人。他们围坐在高脚凳旁，紧紧盯着屏幕上的红蓝色块，此前彼伏地扩大（红蓝色块意指民主党和共和党拿下的州）。
我走出图书馆，匆匆地从一个又一个喧闹的酒吧走过。寒风一直往衣服里灌，我拉起大衣领子，一路小跑地往图书馆不远处的餐车移动，看到了餐车旁一个有点眼熟的流浪汉。
他平日总在学校附近的街区晃悠，我晚上下自习时，老是能撞见他。他总穿着一件灰黑色，满是窟窿的上衣，围着一条破布做裤子。他也不向路人要钱，只是偶尔捡起路人扔掉的，喝了一半的啤酒。
这次，他又向着垃圾桶走去，只是这次他没有在垃圾桶里翻腾，而是站在了两个并排放置的垃圾桶中央。
我愣在了原地。差不多过了3秒钟，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尿尿，希望借助两个垃圾桶的遮挡，不让人看到他这窘迫的一幕。
他在垃圾桶中间站了大概半分钟。我脑中闪现了，在H&M店里被人插队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那一幕。那种窘迫感是共通的。
当晚12点不到，各大媒体的推送疯狂地在手机屏幕上闪现，特朗普获胜了。在他的胜选演讲中，他高呼，“那些我们国家被遗忘的人，不会再被遗忘”。
第二天，学校上下被一种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在纽约14街的地铁换乘长廊中，贴着许多纽约市民的祷告。有人问，经历了911恐袭的纽约，是否能抵御得了新一任总统。更多的是鼓励，在黑暗时刻，也会有光。
当日的美国史课上，教授双眼红肿地走入教室，他头发凌乱，似是一夜老了几岁，“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随即递给我们一张纽约时报的投票统计，里面有纽约各个街道的选情情况。
他指着学校所在的街区，用手指肚一上一下地点着投票结果，“你们看到了吗？就在我们学校所在的这个街区，还有37个人投给了特朗普”。
“37个人啊！”他眼睛圆睁，一只手轻拍着桌子，“我在学校从来没有见过特朗普的支持者。但如今，沉默的人说话了”。
我心里在想，不知道昨夜见到的，总在学校附近出现的流浪汉，投给了谁？
当天下午，历史系组织紧急研讨会，探讨如何应对特朗普崛起的时代。那是我印象中，与会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当日，200人的礼堂全部坐满，之后又开了5间教室，全程视频直播主会场的讨论情况。
黑压压的观众席，过道里站满了人，有人在与身边的人交头接耳，有人双眼紧闭，似是在祷告。在一片嗡嗡的观众席议论声中，一位演讲者一路低头上台，走到讲台中心时，突然单手握拳，举向头顶，高喊一声，“F*ck Trump”。几秒钟后，台下传来一波又一波，一声高过一声的 “F*uck Trump”。
我看着他们愤怒的脸庞，越来越大的声浪，突然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用12天的时间，完成一个短故事，导师一对一辅导沟通指导。十一月短故事学院正在报名中，联系三明治明仔（ming30s）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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